在法兰克福“爆炸”的土地雷(1)
在法兰克福“爆炸”的土地雷(1)
自打几年前“中学同学会”聚会之后，有一位老同学(当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)就跟狗皮膏药似的，把我给粘住了。我寻思：那时候我在班里一不是班长，二不是委员，属于最不起眼儿、最不招人待见的那类，怎么到了再聚首的时节我竟然会威信陡增、令他刮目相看?
我照了照镜子，唉——越长越寒碜，还不如小时候水灵呢!后来才明白，敢情他“踪”着我的原因，是他曾经从德国的法兰克福买了不少的中国古代瓷器，号称要做一番“国宝回归”的大事业，想没完没了地让我给他免费鉴定，并捎带做一点儿跨国的古玩生意。
我的这位老同学姓邹，原名叫建国，都知道他是十月生的，这名字以前叫着挺亲切的。他老早就跑到国外去
留学，然后又听说在五大洲四大洋浪迹了多年，就把名字也改了，改成单倍儿一个“肯”字，叫邹肯。说这个“肯”在英文里特有讲究，到底有什么讲儿，我没整明白，也没想整明白(后来我出于好奇，才问了个明白人，敢情这是西方某大姓的昵称耶)。于是，让大家伙儿腻歪倒是真的。
他好像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不会讲人话啦!说话的时候，要么是双手抱肩，咬着舌头尖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挤，要么就是把两臂一摊，给你来一句“嗯——哼”，故作西方之无奈状……
这让我从骨子里迸发出一种冲动：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就把这位肯先生给抽一顿。
肯知道我开了一家私人博物馆，专门展示古代陶瓷标本，就找到了我，先是前十年后二十年的跟我套瓷，话说得让我听着别提多别扭了。
肯对我说道：“啊呀——最近我可是好好辛苦的耶!你看啊，我现在放弃了在国外优越生活回到大陆来，是因为我的‘巴拔’生病了哦。我要为他请一位很有经验的国医‘刀克特儿’(大概是指专家吧)。”
我以十分关切的口吻明知故问：“您说谁生病了?那‘巴——拔’是谁呀?”
肯认真地说：“就是我的父——亲的啦。”
“怎么茬儿嘿?这么说你爹也跟着一块儿把名字给改啦?你叫‘肯’，你爹叫‘巴拔’。哎——我说，你咋那么不孝顺呢?给咱爹改了这么个埋汰名儿，叫‘巴巴’!还不如直接就叫‘大便’好听呢!”
我一边说着一边拿白眼儿翻他。
肯是一脸的怒容，却忍着没敢发作。仍就是把肩膀耸了耸，给了我一个“嗯——哼!”
我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哥们儿，到家了就说家里的话，你先把舌头给我捋直了，爸爸就是爸爸，别‘巴拔’成吗?老爷子得的是什么病呀?”
肯真有点儿不高兴了，说：“爸爸得了甜尿症。”
我说：“嗨——您先整明白了好不好?是你爸爸，不是大家伙儿的爸爸，前边的主语您可别随便就给省略了。再说，我只知道有
糖尿病，没听说过甜尿症。甜尿——?怎么听着像一种饮料呀，是他娘德国产的吧?”
肯就急了，一拍桌子站起来，跳着脚骂我：“你装什么王八蛋?都快三十年了，你是狗改不了吃屎!如今开了个破博物馆，当了个狗屁馆长就学会捉弄人啦?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是不是那块料儿……”说完了抬腿就要走。
我一把拉住他，哈哈大笑：“痛快!”
肯悻悻地说：“你有什么好痛快的?”
“我痛快的是您终于会讲人话啦!得——我这人就这么欠，你把我给骂舒坦了，我还就帮定你了。您这些年到底在外边都买了多少瞎活(赝品)?我给你把把关。谁让咱俩是小时候撒尿和泥儿的交情呢!”我亲切地说着。
肯也笑了，就小声的嘀咕了一句：“Incorrigible(不可救药)!”
肯如是讲来：八十年代初他就去了西方留学，忍受了不少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孤独，学成之后，他没打算立刻“衣锦还乡”，而是继续客居海外，在饭馆里刷盘子、到社会上当推销员，干零活打短工，能干的都干了。他坦率地说：像我这样的“华侨”，看着貌似财大气粗，实则囊中羞涩，而且很难真正与西方文化“同流合污”。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吗?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……”于是，在他的胸臆里，重新荡起了对家乡文化的激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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